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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彩山风洞前的康有为雕像

2023-06-02 18:05:16 724

摘要:叠彩山风洞前的康有为雕像□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图①:叠彩山风洞前的康有为雕像。图②:康有为题“素洞”拓片(记者翻拍)。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

叠彩山风洞前的康有为雕像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图①:叠彩山风洞前的康有为雕像。

图②:康有为题“素洞”拓片(记者翻拍)。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著名领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今天叠彩山风洞前的小广场上,立有康有为的雕像,旁有一石碑,上书“康有为讲学处遗址”,旨在纪念康有为两次来桂林讲学给广西政坛和文化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改变。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是在1894年12月,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认为此次来桂,是康有为为了避风头。

34岁那年,康有为乡试中第八名,成为举人。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当时的学术界刮起了一阵飓风,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使得康有为几年间名声渐显。不过,因为政治观点不同,1894年康有为遭到了言官余联沅弹劾,认为康有为离经叛道,是对清廷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是大罪。康有为自己也曾在书中记载此事:“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名,非圣无法”,说康有为跟被孔子诛杀的少正卯一样恶毒,“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所幸的是,经门生梁启超在京奔走和康有为自己在粤活动,两广总督李瀚章上奏光绪帝,对康有为大力维护,认为“该举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责以非圣无法”,让康有为将书籍“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即可。不过此事在广州街知巷闻,仍然给康有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困境中的康有为想起桂林籍门人龙泽厚的桂林游之邀,便在当年十一月启程赴桂林,暂避风头。

康有为对外常称龙泽厚为“知县门生”。据《康门弟子述略》记载:龙泽厚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戊子刻优贡,朝考签发四川知县,后奔父丧,返回桂林”。因四川离家太远,不方便料理家事,照顾亲属,便请求就近在岭南安排,不久获准调任广东翁源县知事。1892年正月,龙泽厚回桂途中经过广州,听说康有为学术精湛,于是专程造访。一番交谈后,龙泽厚被康有为的学术和爱国精神所感动,便拜康有为为师,入广州万木草堂读书,并被康有为委任为草堂学长。在学期间,龙泽厚曾“热诚地邀请康有为到桂林讲学游览”。

遭遇弹劾,又受乡绅排挤,固然是康有为想“出去走走”的起因,叔祖康国器曾在桂林为官,缅怀先人遗迹,也是康有为接受龙泽厚邀请的重要原因。不过,业内学者认为,聚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主张,才是康有为第一次到桂林讲学的最主要原因。

1894年腊月,康有为在龙泽厚陪伴下到达桂林,被安排在叠彩山的景风阁(毁于抗战)居住,并在景风阁设讲堂讲学。此次为期约四十天的讲学,康有为以《春秋公羊传》《荀子·非十二子》为主要讲学内容,并撰写了《桂学答问》等讲义,系统讲述了什么是孔子之学、为何学、如何学等问题,目的是通过讲这些问题更好地宣传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当时在此受业的有不少广西知名人士,一时间,康有为在广西声名鹊起,他的新学思想也在桂林乃至广西迅速传播。

不过,此时的康有为只是一名举人,又是首次来桂林,其影响力与第二次来桂林相比明显不足。不过,通过与当地士绅的交往,再加上龙泽厚的大力引荐,康有为此次来桂,尽管也曾受到一些人的冷遇,但多少也算是在广西官绅高层当中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此后,康有为在《我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记载:“正月十日,到桂林,再寓风洞。”——时隔两年多,康有为再次来到桂林讲学。

与第一次来桂林讲学相比,康有为此次到来,情况已大为不同。龚寿昌在《康有为桂林讲学记》一书中描述:

“……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时,他已经是清朝的‘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在京公车上书,名动一时。当他到桂林的时候,正遇着广西巡抚史念祖被参,藩台游智开告老,只有皋台蔡希邠在省主持一切。蔡与康是旧交,人很开明,对康很推重,往来很密切。此外,当地士绅名流周璜、唐景崧、岑春煊等都常和康来往。

康有为以部曹的身份第二次来桂,负有时名,又得皋台蔡希邠的支持,对于讲学各事,更容易顺利开展。当时从学的又增加了陈太龙……等。马君武(当时名马同)亦常来听康讲学,“学术界思潮受到很大的影响”。

廖中翼在《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一书中对康有为“重游桂林之今昔”也有专门阐述:“……旧日门弟子均来谒见,频叙契阔。翌晨往拜各书院山长及各衙署长官,均承优礼相待,与昔不同……”这种情况与第一次来桂时只有周璜这个孝廉书院山长的热情款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力量,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记述中始终都是那些不支持力量的代表,但此时变法维新的呼声很高,包括宣成书院山长石成峰在内的他们只好保持沉默。曹驯和石成峰在学术上秉承的是古文经学传统,康有为倡导的是今文经学传统。今文经学主改革,古文经学主保守,两者泾渭分明,互不相容。这次能以礼相待,对于康有为来说,已是一大收获。

康有为的这次讲学,形式上与第一次没有太大区别,但在内容上更多更广了,涵盖了今文经学、学术源流、时政形势、读书书法等多方面,其核心在于突出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次来桂林讲学,康有为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地方长吏……更迭为欢。门生颇多,以此留连,未忍去也……”

康有为的第二次来桂,除了带来新思想新风气之外,主要目的是到广西开展维新运动,借以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林克光在《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一书中分析认为,康有为“认识到要改革政治,必先组织维新力量,宣传维新思想,而最有效的办法是创办学会,出版报纸,成立学堂”。而在当地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下,康有为此次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使维新之风吹遍古老的桂林城”。简单点说,这五个月间,康有为创办了广西的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出版了广西的第一份报纸——《广仁报》;建立了广西第一个新式学堂——广仁学堂。“进展之神速,效益之巨大,出人意料,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

在桂林讲学宣传维新思想获得的各方面支持,让康有为喜不自禁,而桂林的奇山秀水也让康有为赞不绝口。自古文人爱山水,喜欢搜岩剔壑的康有为自不能例外,为此他写下了颂咏桂林山水的诗作近三十首。“天愍至诚割紫府,掷之桂林西南隅”,把桂林比作仙人所居的紫府,足见康有为对桂林山水的喜爱。而同一首诗中,“玲珑奇耸天下无”的诗句,更是把桂林的山势描写得精到别致。诗的最后甚至忍不住发出了“行将筑室老于是,天许桂海为衡虞”的感叹——康有为想终老桂林的强烈愿望此时已经是一点不加掩饰。

遗憾的是,是年五月份离开桂林后,一生奔波,包括漂流海外十几年,康有为至死也未再踏上过桂林的土地。但庆幸的是,目前桂林仍留有康有为的数件石刻书法作品,使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年时的书风及其艺术创作上的维新思想。据相关部门统计,康有为主要的石刻作品有四件,分别是:《康长素风洞题名》(1894),《康长素观元祐党人碑题记》(1894),《康有为题“康岩”》(1895),《康有为题“素洞”并跋》(1895)。另留有纸质墨迹三件:《康有为兵甲满天地五律诗》《康有为游普陀杂咏五首》《游龙隐岩七绝》。这些诗作和石刻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对桂林乃至广西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带来过深远的影响。

“不忍去也”,忍别离,不忍,却又别离……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康有为与桂林的这一段渊源仍是让现在的桂林人念念不已。

资料库

亦师亦友亦知己

康有为两次桂林讲学,可以说与桂林的官绅士子名流有过全方位的接触。尤其是第二次来桂,包括当时因巡抚史念祖被参、藩台游智开告老而临时执掌广西大政的皋台蔡希邠,以及告老还乡闲居榕湖边的前台湾布政史唐景崧、后来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都给予了康有为从人脉到物质等各方面的支持。没有从官方到民间的大力支持配合,康有为不可能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在桂林把创学会、办学堂、出报纸三件大事办成。

在与康有为交往的桂林人中,有三个人地位没有那么显赫,但也不得不说。

第一个得说龙泽厚。对于龙泽厚来说,康有为亦师亦友,而对康有为来说,龙泽厚是他在推动维新变法过程中的一大助力,康有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其为“知县门生”,也足见两人关系之近。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遭清廷通缉,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下脱险逃到香港。到港后,康有为给李提摩太写过两封密信,其中一封就是请李提摩太关照龙泽厚的。从信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对自己这个“知县门生”的看重:“泽厚志行高洁,学问通博。闻京师有议捕之,奔走避地,流难无归,若报馆能多用人,请为录用,俾得枝栖,幸甚。”在当时自身难保的严峻形势下,康有为仍不忘拜托李提摩太在上海对龙泽厚予以关照,可见他们师生情谊之深。

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学者、改良主义实干家,一生曾三次办学:一是在广州开万木草堂;二是两次在桂林讲学,办了广仁学堂;三是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这三次办学龙泽厚都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不能不说他的一生都和康有为有缘。1924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时,康有为已是多受谴责的人物了,但龙泽厚始终没有背离过亦师亦友的康有为。只是第二年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天游学院也就停办了。算起来龙泽厚和康有为的相知相交前后长达三十五年。

清末民初的桂林有四大书院:孝廉、秀峰、经古和宣成。这四大书院的山长都是清朝的翰林,在官方和民间声誉都是极高的。1894年第一次到桂林讲学时,四大书院的山长对待康有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秀峰书院山长曹驯避不与康有为见面,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虽不避,但也不敢亲近,颇有敷衍之态;宣成书院的石成峰和曹驯一样,不与康有为来往。当今学者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康有为倡导的是今文经学,与曹驯、石成峰的古文经学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曹、石包括龙朝言不待见康有为也是正常。这当中,只有孝廉书院的山长周璜对康有为优礼有加,这份情谊也是让康有为备感珍贵。

在康有为的笔下,周璜是一位可以与其“剧谈天下事”“允为襟袍相知”的知己兄弟。所以,第二次来桂讲学时,康有为与周璜来往更是密切。不但诗词唱和,康有为在桂开展的各项活动,还都与思想开明的周璜协商,并获得了周璜的鼎力支持。康有为第二次讲学离开桂林后十天左右,周璜去世。康有为当时还在返粤路上的必经之地梧州,得知噩耗后,康有为哀恸不已,在挽联上写下了“怕听漓江呜咽声”这样伤感到极点的词句。

与康有为交往甚深的桂林人还有一位就是王鹏运了。

王鹏运比康有为大九岁,字佑遐、幼遐,一字幼霞,号半塘、鹜翁。历官内阁侍读、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作为言官,王鹏运直谏敢言,屡触权贵。王鹏运工词,与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王鹏运居首。王鹏运“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的词句中,其忧国忧民的真实情感一览无余。

康有为在京城与王鹏运相交频密,一是因为康有为中进士后,只是个未上任的工部主事,关于维新变法的各种主张难以上达天听,因此需要有人帮忙把他的折子往上递。而身为言官的王鹏运,与康有为思想相通,主张一致,是帮康有为代转奏折的最佳人选。事实上,王鹏运帮康有为往上递了不少奏折,也因此触怒了不少保守派权贵。另一个原因则是王鹏运的学识素养让康有为钦佩,康有为曾如此评价王鹏远:“清直能文章,填词为光绪朝第一。时欲修圆明园,幼霞(王鹏运)抗疏争,几被戮。”也因此,康有为才会在他的《寄王幼霞伺御鹏运诗》中为王鹏运的悲凉际遇抱不平:“大醉钧天无一语,王郎拔剑我心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鹏运的《味梨集》付梓时,给该书作序的就是康有为。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王鹏运因病在苏州去世,享年56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鹏运家人将他的灵柩护送回桂林,安葬在东郊王氏家族墓地。

(记者杨湘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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